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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社會的需求與政府職能

2015-10-19 10:38 作者:趙瀟(Rebekah Zhao,英國)來源:三聯生活周刊 2014年第31期
克雷格·卡爾霍恩(Craig Calhoun)教授自2012年擔任倫敦經濟學院校長,此前任紐約大學公共知識學院院長及社會科學委員會主席之職,世界著名社會學家,關注中國事務。

克雷格·卡爾霍恩(Craig Calhoun)教授自2012年擔任倫敦經濟學院校長,此前任紐約大學公共知識學院院長及社會科學委員會主席之職,世界著名社會學家,關注中國事務。1989年曾在北京外國語學院教學,2000年被中國社會科學院授予榮譽院士稱號。他積極倡導社會科學研究要密切聯系社會生活,對當代社會矛盾做出學術分析和判斷,尋求其根源,社會科學家有責任對當代社會問題做出回應,提出方案。

倫敦經濟政治學院(LSE),迄今其學生和教師中共產生了16名諾貝爾獎獲得者,37名世界領袖。

 

問:對中國目前的發展和前景,西方有很不同的預測。你怎么看?

答:我認為中國的經濟發展會繼續下去,不會停止,另外我也覺得中國并不缺乏創造力。西方有人批評中國只是復制模仿他人的產品,我看情況不是這樣。中國有很多富有創意的東西,完全可以拿到國際市場上自由競爭。上?,F在已經成為具有國際水平的設計中心。

問題不在經濟是否繼續發展,問題在于中國快速的經濟發展帶來了相應的社會問題。比如大規模的移民潮、人口老齡化、貧富嚴重不平衡、地區之間嚴重不平衡等等。

問:這些新的社會問題對國家管理機制產生了新的要求。中國歷史上都是實行高度集中管理,政府單向發力,承擔無限責任。這種無限政府的管理方式帶來很多社會問題。

答:現代社會對配置管理分享(Shared Productional Order)的需要十分強烈。在一個經濟發達的社會、一個知識發達的社會,大多數人受到教育,有能力思考問題,這樣的社會背景下卻沒有更多的人參與社會生活的管理,這大概不可能辦到。

經濟方面說,有由中央直接管控的大型企業,但是創意產業同樣重要,要發揮企業家創造力的優勢,就需要有開發創建的機會。同樣情況,也適用于經濟領域以外的社會生活領域。需要一些新的建制,中央政府不可能計劃到,需要不同的人來參與。簡單的例子,在當前中國就是如何照顧老人的問題。傳統的兩種路子,由孩子們照顧和依靠工作單位,兩種路子在產生大量移民人口的社會都行不通了。人們從北部、西部涌向東南部,年老的父母留在西、北部,孩子們到東、南部做工,給父母寄錢,但是他們無法為父母提供照顧。人們的壽命越來越長,而獨生子女政策意味著照顧老人的年輕人更少。因此中國需要新的創建來解決這些社會問題。這些新創建一部分來自政府行為,另一部分要來自獨立機構協會和團體,幾方面結合,共同解決這些問題。中國越來越富裕,而博愛慈善(Philanthropy)程度卻很低。我認為中國的情況是,是否能在將來建立和發展起有各方面人士都能參與的組織,大家一起來關心那些需要幫助的人,使全社會整體發展。

問:西方社會在過去上百年里經歷了工業革命,經歷了從傳統社會到現代社會的轉變,也有大大小小的社會矛盾和沖突,但總體發展比較平和,是一種漸進性的改變,沒有出現大規模的社會政治革命。政府和民眾是一種責任共享關系,而不是管理和被管理的關系。西方是怎么達到今天的相對和諧社會的?

答:在如何解決貧困、人口、環境污染這些大的社會問題上,西方有教訓,也有值得借鑒之處。

如果要建立一個人人受益的公民社會,就必須放松給予民間創建機構的批準權。

西方歷史上,一開始創建這些新機構需要皇家批準,要有王室授權才能創建一個新的商業公司、慈善機構,或者建立一所大學。在英國,成立大學要得到女王為首的英國議會文化委員會(British Council)的批準。200年前,審批非常嚴格。但隨著19世紀經濟力量的崛起,政府開始放開,先是經濟方面,然后逐漸過渡到社會生活方面,到現在,公民有建立協會和機構的自由權利,好像一種合同制。如果有人提出申請:我們想要成立一個機構,對環境保護有益,政府對此不能夠說“不”。西方產生了許多這樣的協會、機構和團體,這些有自主權的創建不斷興起,逐漸削弱了來自政府的控制。這是發生在西方社會過去200年的共同特征。

這個逐漸放松的過程也是政府學習的過程。政府發現許多這些新創機構保障了社會秩序,防止了社會革命的發生,因為它們為民眾提供了關愛和某種程度的生活需要,所以西方普遍發生的情況是,一個國家擁有許多這樣的機構組織會維持社會秩序的安定。

政府可能會以為這些獨立機構會擾亂政府,其實大部分不會,這些組織的態度一般都比較保守。他們獨立于政府之外操作,同時實現與政府共同制定的目標。實際上,西方有很多種類的機構可以提供社會關懷,有的是市場經營性質的,如保險公司,還有許多是慈善性質的、教會的、獨立協會的、流行團體的等等。

西方的情況是,如果不關心民眾需要,就會出現造反。西方社會有外來移民的問題,失業者的問題,如果沒人關懷這些人群,他們可能會成為潛在的危險性人群。相反,如果有機構出面關懷他們,他們更有可能去尋找工作,轉換成積極的社會因素。

很難由政府組建所有這些機構,首先開支太大,其次會不可避免地導致腐敗。西方通過18世紀和19世紀的實踐得到的教訓是,越是上層發力控制,越容易產生腐敗。因為誘惑因素太多,從上層主管分配的官員,到給錢行賄才辦事的普通人,這也是中國面臨的困難。如果你選擇高度集中控制的體制,就很難擺脫高發腐敗的危險,因為你創造了這么多的腐敗機會,普通民眾是軟弱無力的,無法管制腐敗。如果有更多權力非集中、分散的、聯合負責的機構,會有更多的人強大起來抵制腐敗。從各方面來參與的大范圍的民眾,他們會成為維護良好社會體系的中堅力量。

這種情況在西方,在歐洲各國都有很多實例。以美國為例,美國各個州擁有的自主權比中國的省要大,他們在各自的州里分別進行各種體系的試驗,尋找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案,失業問題、福利財政開支問題。然后國家政府可以比較各州的試驗效果,選擇較好的方案,拿出來與更大范圍的區域共用。因此政府放手讓各州嘗試不同的事,從中收益很大。歐洲人口比中國少,但土地面積相當。歐洲有不同國家,大家在各個國家內嘗試不同的政策。不同的群體參與越多,產生的創意建構越多,就如同市場要有不同的公司參與相互競爭一樣。

瑞典的經驗也可參照。瑞典有完全私立的產業,這些產業同時負擔強烈的社會責任。瑞典大多數產業都是100%私有化,政府做的就是制定某些規則確保私有產業執行規則。政府對私有企業主說,你必須為雇員提供福利,你必須為工人提供退休金,你必須付健康醫療稅。所以一方面是徹底私有化,一方面是政府為私有產業制定了法規和條件,所以政府并不是完全放棄對私有企業的控制。而且隨著國際商業競爭環境的加劇,這些法規也可以變化,政府給予企業更多的自由,有利于某些全球性集團迎接國際市場的挑戰。所以瑞典是很中央化的國家管理體系,但國家并不試圖擁有和控制協會或企業,所以瑞典有自由貿易、自由資產的公司、自由的慈善機構、自由的社會運動,政府制定和保障執行法則的力度很強大。

法國的模式又不一樣。法國是政府標準化的模式。機構也有很大的自由,但是政府說我們必須以同樣的辦法做每一件事,所以法國有健康醫療的標準化、護理機構的標準化、兒童照顧的標準化,多數由政府經營,所以法國政府比瑞典政府對社會的管理程度要高。兩國都有同樣高水平的社會福利服務,但是結構體系很不相同。法國式體系產生更多的社會沖突,社會性罷工,現在法國力圖在最近的經濟危機以后對經濟現狀做一些調節。瑞典這方面做得更好,因為他們有很多不同的機構實施不同的做法,瑞典政府很容易介入。

對中國來說,一定要注意不要想象西方只有一種模式,應該注意看各個不同國家,得到不同的實例,再看哪個更合適。中國面臨一個歐洲國家沒有的問題,美國面臨同樣的問題,但范圍比中國小得多,這就是中國規模引起的問題。中國很大,由此引起額外的挑戰,因為有這么多人得組織。美國也經歷過類似的社會問題,很努力地解決,這方面有過教訓。普及教育是一個有效的解決辦法,因為可以確保有共同的文化。當人民從某地移民到另一地時,教育可以確保大家對國家產生認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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