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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仨》:一本溫暖的書

2016-05-25 15:59 作者:曾焱來源:三聯生活周刊
楊絳先生離去了。經過前幾日的病危住院風波,這個消息顯得不那么突然,但這一刻真正到來時,仍止不住難過。對《我們仨》的關注,不是對一個名人家庭的私生活的興趣,而是讀者對一個時代的知識分子的生活狀態、生存空間有深切感念;是這個學者家庭的溫暖情感,將讀者和書聯系在一起。

編輯記憶的《我們仨》

“我和楊絳先生的往來,大都是為工作。第一次去錢家早在1981年,是當時的三聯書店總編輯范用帶我去的,那年香港廣角鏡出版社出版了《干校六記》,范用先生讀完很激動,想在國內出這本書,便去向楊先生請求,幾個月后這書在三聯出版了,是我最早編輯的楊絳先生的書。之后三聯又出了《將飲茶》、《洗澡》,責任編輯也是我。后來我被派去香港三聯工作,再回到北京三聯這么多年,《我們仨》是我重新事無巨細、從頭至尾地操作一本書。”在《我們仨》的版權頁上,責任編輯一欄署名“冬曉”,有讀者可能不知道,這個“冬曉”是北京三聯書店前總編輯董秀玉。

《我們仨》:一本溫暖的書

從范用先生時代起,錢鐘書和楊絳二位先生就給了三聯書店很多支持。錢鐘書先生的詩集《槐聚詩存》1995年在三聯書店分別出版了線裝和平裝兩種版本。1998年6月,北京和香港三聯書店聯合印行大型文庫《中國近代學術名著叢書》,這是錢鐘書先生唯一一次出任叢書主編,并親自審定編輯設想、編纂方案和擬選書目。“我在香港三聯期間,聽錢先生有次批評出版界古籍泛濫,提出應該重視中國在20世紀初西風東漸時期的學術思想。這樣我就想辦法做了這套《中國近代學術名著》,請錢鐘書先生擔任主編,復旦大學歷史系的朱維錚教授做執行主編。”董秀玉回北京主持三聯工作后,又促成出版《錢鐘書集》,三聯組織最權威的學者編校文稿,不惜工本印制最優秀的版本,歷時6年,終于在2001年出版,包括《談藝錄》、《管錐編》、《宋詩選注》等10種13冊,計300多萬字。

“楊先生把《我們仨》書稿交三聯出版,有前面這些淵源。”董秀玉說。楊絳先生也在她寫三聯書店的一篇文章中提過:“我和錢鐘書把書交三聯出版,是因為三聯是我們熟悉的老書店,品牌好。三聯有它的特色:不官不商,有書香。我們喜愛這點特色。”

關于《我們仨》這本書定題、寫作和出版的經過,董秀玉至今記得每一個情景:

“1994年夏、1995年冬,錢鐘書先生和女兒錢瑗相繼住院,楊絳先生八十多歲了,奔波于家與兩所醫院之間。三人分居三處,這樣的生活持續了幾年。其間有一次我去看望楊先生,當時錢先生和女兒都病情加重,再加上一些無聊的煩心事干擾,楊先生的心情很不好。我勸先生不理那些莫名其妙的事,趕快抓時間寫寫你們仨,這件事只有你能做,而且十分有意義。楊先生答應了我,說好,就寫一本《我們仨》。

“最初設想,這本書一家三口各寫一部分,錢瑗寫父母,楊先生寫父女倆,錢先生寫他眼中的母女倆。到1996年10月,錢瑗已經非常衰弱,預感自己的日子不多了。她請求媽媽,把《我們仨》的題目讓給她寫,她要把和父母一起生活的點點滴滴寫下來。躺在病床上,錢瑗在護士的幫助下斷續寫了5篇,最后都不能進食了,還在寫。楊先生見重病的女兒寫得實在艱難,勸她停一停。這一停,就再沒有能夠重新拿起筆。我記得錢瑗最后一篇文章落的日期是1997年2月26日,她去世的前6天。”

1997年3月,錢瑗走。1998年12月,錢鐘書先生也去了。相繼失掉兩個最親愛的人,楊先生心里的哀痛可以想見。年近九十的老人給自己安排了繁重的工作:1999年用一年時間把手頭正在翻譯的柏拉圖對話錄《斐多》譯完,2001年把三聯書店6年來一直在編校的《錢鐘書集》定稿出版,同時著手謄清、粘貼、整理錢先生生前留下的大量手稿和讀書筆記,交商務印書館影印出版了《錢鐘書手稿集》。2002年冬天,楊先生終于開始寫《我們仨》。從約稿到動筆,時隔6年,董秀玉說她從未想過要催促楊先生,“我知道她心中有數,能寫的時候自然就會寫了。”

2003年4月,董秀玉接到楊先生打來的電話,告知寫完了,要她去家中取書稿。董秀玉趕到楊先生在三里河的寓所,坐在客廳里一口氣讀了兩個小時,“楊先生的文字還是像過去那樣含蓄節制,哀而不傷,怨而不怒,安靜的難以言表的憂傷都在字里行間。”第一部分用夢境的形式講述了最后幾年中一家三口相依為命的情感體驗,第二部分講述了自1935年與錢鐘書赴英國留學、生下女兒錢媛,直到1998年錢先生逝世這63年間的親情。“我們倆老了”,“我們仨失散了”,“我一個人思念我們仨”,在這三個小標題下,楊先生回憶了先她而去的女兒、丈夫,一家人那些快樂而艱難、愛與痛的日子。

2002年楊先生92歲。漫長的63年的家庭歷史,她用三四個月寫了出來。一個老人,需要多大的勇氣和意志,才能把如此深重的大慟化成平和的文字,給讀的人以溫暖和安靜?這不是普通人能夠做到的。董秀玉親眼看見這一家人和病魔斗爭的艱難,尤其懂得楊先生心里的痛苦,但老人又那么堅強,留下來獨自完成了“我們仨”所需要完成的全部。讀不到一半,她眼淚就忍不住地流下來。她看稿子的時候,楊先生在旁邊做自己的事情,有時走過來,摸摸她的頭。面對這個身子虛弱心靈卻強大的老人,董秀玉心里充滿了敬重,她問楊先生:我讀的時候都這么難過,您寫的時候該有多痛??!楊先生說,所以,到現在才動筆寫它。

“一個尋尋覓覓的萬里春夢。一個單純溫馨的學者家庭。相守相助,相聚相失。”書出版后,印在封面上的這幾句話,是董秀玉濃縮了自己從這部書稿中感受到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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