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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濟:中國人的考古之始

2016-08-02 10:34 作者:奚牧涼來源:三聯生活周刊 2016年第31期
1926年3月,從太原一路南下的李濟,在山西運城夏縣西陰村,看到了這樣的情景:“突然間一大塊到處都是史前陶片的場所出現在眼前……他們隨手采集了86片,其中14片是帶彩的。

中國人的考古之始

1926年的李濟,雖然只有30歲,卻已在清華國學研究院負責人類學、考古學課程,與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并稱“五大導師”一年有余。這一年的小年當天,李濟離開北京奔赴山西,在介休考察窯房、對居民做體質調查,到綿山考察佛院,至臨汾考察堯都……直至發現西陰村遺址后兩天,李濟才結束這次歷時近兩個月的調查。

上世紀60年代初,李濟在臺灣“中研院”史語所做破損銅器粘合試驗

上世紀60年代初,李濟在臺灣“中研院”史語所做破損銅器粘合試驗

未曾想在歸途中,李濟患上了斑疹傷寒,返京后一病不起。李濟家人又錯信民間偏方,一度耽誤了醫治,李濟險些病危。所幸趙元任的夫人斷然做主,將李濟送至協和醫院,他才轉危為安。大病初愈,西陰村的情景又在李濟腦中浮現,病榻之上,他便開始為考古發掘做起了準備。

李濟為何要發掘西陰村,如今已有不同觀點。如考古史學者陳洪波認為,當時安陽殷墟已通過出土的甲骨文被確定為商代晚期都城,“西陰村所在的夏縣是傳說中夏朝王都的中心,李濟看來想碰一下運氣,看是否能夠在這里找到夏的蹤跡……”當時以顧頡剛為代表的“古史辨派”對先秦史抱以普遍的懷疑態度,尋找夏代的考古學證據,自此便成為當時乃至今天中國考古的焦點問題。但也有學者如北大的孫慶偉認為,李濟是想通過調查和發掘史前遺址,回應安特生——這位瑞典的地質學家根據他1921年在河南仰韶村發現的彩陶,發展出結論:中國的史前彩陶與歐洲的史前彩陶相似,中華文明可能“西來”。當時中國學界自然無法認同這種觀點,但因為尚未自己主持過考古工作,所以也拿不出可資反駁的實證。

此外,選擇西陰村還有一些學術外的考慮。譬如梁啟超向李濟推薦山西,因為那里治安穩定;雖然到最后時任山西省長閻錫山沒有回復國學研究院的公文,但山西內務署負責人被李濟的誠意所感動,代表省長批準了發掘。此外,“史前遺址不含任何金屬品,可以避免挖寶的懷疑”,“發掘的是過去不知名的埋葬,所以很少引人注目,可以減少公眾反對挖墓的意見”,也成了選擇西陰村的原因。

雖然最終李濟在西陰村發掘短短兩個月,既沒有發現傳說中的夏都,也沒有發現中華文明并非西來的鐵證,但發掘出的大量陶片與半枚繭殼等新石器時代遺物,仍可謂收獲頗豐。只是當時國人還不能理解考古的意義,李濟用了9輛大車、五六十匹馬騾走了9天,才把60箱陶片運回北京。有人問:“花了這么多錢,難道就為了這些破陶片?”而有故作聰明者回答:“這些都是科學標本,運回北京化驗后,可以提煉出值錢的東西……”

比發現的遺物更為重要的,是西陰村發掘為考古這門從西方引進的全新學科,在中國奠定了科學的方法。李濟使用的“探方法”(挖8個2米見方的方坑發掘)、“三點記載法”(記錄三維坐標)、“層疊法”(記錄人工層位)等,都與如今國內外考古工作的方法一脈相承。

其實嚴格來講,李濟并非考古學出身。最初在“清華留美預備學堂”7年半,他就涉獵廣泛,出任過清華演劇隊隊長,發起過砥礪品行學問的學生團體“新少年會”。到1918年他登上奔赴美國克拉克大學的客輪時,準備就讀的也是心理學。待兩年過去,他來到哈佛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時,研究方向才變為人類學。在美國,通過田野發掘獲得研究材料的考古學,往往被視作人類學的一種研究方法、一個分支學科。不過李濟的博士論文《中國民族的形成》雖然讓李濟成為中國第一個人類學博士、美國人類學會會員,但文中使用的知識與方法,仍是非考古學的體質人類學等。

只是李濟從美國歸來后,作為國內絕無僅有的人類學博士,很快就被中國豐富的考古資源吸引而去:1923年,他在新鄭李家樓大墓小試牛刀,采集材料雖不足一個月,日后卻做出了細致的研究——《新鄭的骨》。及至西陰村發掘,李濟已成長為當時中國當之無愧最專業的考古學者。1928年,他實至名歸地加入由主張“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的傅斯年主持的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任考古組主任,成為當時中國考古的實際領袖,并開始執掌后來被稱為“現代考古學在中國系統展開之始”的殷墟發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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