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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訪長江流域青銅時代

2021-06-03 11:01 作者:薛芃來源:三聯生活周刊
三星堆 漢中 炭河里 盤龍城 新干大洋洲

在三星堆的最新考古發掘中,3號坑里,一件特別的青銅器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關注。跪坐的人像,頭上頂著一個跟人像幾乎等大的圓口尊,人像面部是典型的三星堆風格,寬目寬口,雙手呈作揖狀擺在胸前。上半部分的圓口尊,頸部已經破裂,腹部雕刻著復雜的獸面紋樣,從器形到紋樣都是典型的中原商朝風格。

 

 

器物高1.15米,人像和圓口尊幾乎各占一半,比例有些失衡,大尊壓著跪坐的人像,在氣勢上便占了上風。此前三星堆出土過一件類似的東西,但體積小得多。在三星堆之外,同時期的任何地方,都沒有出土過這么奇特的器物,本土風格與中原風格強硬地拼接在一起,中間有一條明確的界線。這件青銅器的造型超出了人們的想象,有專家看著這件器物聯想起一個詞——頂禮膜拜,這似乎也說得通,或許隱喻著,地處西南邊陲的古蜀國與地處中原的商王朝中心都城之間的關系。

 

 

尊與罍,是三星堆出土最多的兩類青銅容器。也正因為有大量尊和罍的存在,人們才相信三星堆,或者說它代表的古蜀國與中原商王朝之間是有所往來的,并且是受其影響的。如今在學界,這一觀點已獲公認。

我們將視野放寬,三星堆祭祀區所處時間段相當于商代殷墟時期,也就是商代晚期。此時的商王朝已經不再像早期和中期那樣處于擴張狀態,而是處于疆域收縮的狀態,越來越集中回到中原一帶。殷商時期,中原以南直至長江流域的疆域被稱為“南土”,而南土的疆域,隨著商朝統治與管轄的范圍變化,也是在不斷變化的,沒有一個固定的邊界。三千余年前的中國,南土地區仍多是荒蠻之地,遠沒有中原地區發達。嚴格來說,三星堆這個地方甚至在南土、西土之外。在廣袤的中國土地上,它的特征不具備普遍性,但以目前的考古研究來看,三星堆仍和中原具有關聯,是一個地域性特征極強的商代青銅文明中的支流。

除了三星堆,商時期長江流域的青銅文明還有一條若隱若現但依然耀眼的線索,散布于上游、中游和下游。湖南寧鄉出土的四羊方尊、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的雙面神人青銅頭像、安徽阜南臺家寺的龍虎尊等,都能代表南方的青銅最高水平,不亞于幾乎同時期殷墟婦好墓出土的青銅器。也就是說,三千多年前青銅文明的輻射范圍是很廣的,青銅器是我們現在回看那個歷史時期最重要的物質載體。

要厘清這個時期中原與長江流域各地之間的關系,考古的發掘出土有著極其重要的地位,它們連接起來,共同搭建出一個商代青銅文明的圖景。觀看這個圖景時會發現,南方與中原的青銅器面貌差異不?。汉蠈庎l、江西吳城、安徽臺家寺甚至遠至漢中城固和洋縣的青銅器,都帶有很強的地域性,動物造型多,人像面具也多,這些都是差異性,那么共性呢?

在所有出土的青銅器物中,尊和罍就是連接這些地域的紐帶。這些南方商代晚期遺址中,尊和罍的出土數量都不少,而且無論是器形、裝飾或是鑄造,和商文化青銅器的相似度都很高。在它們之間,總能找到千絲萬縷的聯系。因此,若想弄明白商代的長江流域青銅文明的面貌,尊與罍才是真正的鑰匙。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施勁松是研究南方青銅文明的資深學者,他在接受本刊采訪時說:“尊和罍這兩類器物雖有地方特點,但基本的器形和紋飾都是來源于商文化,所以它們也是長江流域青銅器中少有的可以和商文化青銅器相比較的器類。通過比較,我們不僅可以判定這兩類銅器的年代,還可以由此推斷其他銅器甚至相關考古學文化的年代。通過這兩類銅器,我們可以尋找長江流域各區域之間,以及各區域與中原之間文化上的聯系。從目前的材料看,這兩類銅器可能受中原銅器的影響而在長江中下游出現,之后沿長江而上流傳到了成都平原。”

說到這里,我們還沒有提到商代長江流域最重要的遺址之一——盤龍城。在20世紀50年代湖北黃陂盤龍城遺址被發現之前,人們對商文化的認知都集中在中原。盤龍城的發現,開啟了對商之南土的探索。在武漢大學歷史學院考古系教授張昌平看來,“盤龍城的發現和認知歷程,差不多就是新中國之后學術界和社會大眾認識南方青銅文明的過程”。

雖然同處于商代,但它與以上幾處都不相同。首先,盤龍城時間早,是早商與鄭州商城同時期的;其次,在盤龍城出土的青銅器中,尊和罍不是最主要的青銅禮器,因為在商代中期以前,尊和罍還不是青銅禮制的主要構成;第三,盤龍城的青銅器更接近中原風格,沒有明顯的地域特色,這一點讓學界認為,在長江流域,盤龍城是與中原商王朝關系最密切的地方。

但是,盤龍城之于長江流域青銅文明的意義在于,它在某種程度上相當于商之南土的中心和中轉站,在一脈相承地沿襲了中原禮制和風格之后,再將其傳播到更廣闊的南、西、東地域,在兩湖、江西、四川、安徽等地生根。在盤龍城衰落之后的中晚商,整個長江流域其他地方的青銅文明開始興盛,并將中原風格與地方風格相結合,形成獨特的地域性,這便是盤龍城在整個商代版圖和歷史上的重要性。

當我們把商王朝中原與長江流域青銅文明的版圖搭建起來之后,就會思考另一個問題:冶金術很有可能是從西方傳入中國的,到了中國之后,變得發達而且獨特,那么為什么中國到了商代,開始擁有這樣一片青銅文明的土壤?

在張昌平看來,這是一個復雜的學術問題。在中國的農業傳統里,稻、粟等主要農作物需要生活類的器皿,從新石器時代開始,陶器就成為了最主要的飲食類器物,在這樣的背景下,陶器就特別多,且技術發達;再之,很多陶器已經具備禮器的性質,在墓葬出土中,時常能看到成套的有明確等級之分的陶禮器,這就為青銅禮器埋下了伏筆。

當冶金技術進入中國,禮器制度延傳下來,人們采用更高級的青銅工藝來彰顯身份與等級,并創造出一套更加復雜的禮制,相應地,禮器結構也更復雜。從陶到銅,看似是一個簡單的材質變化,但其背后蘊含的是社會體制和組織結構的復雜化。這個變化催生出真正意義上的早期文明和早期國家,因為銅器與陶器相比,不僅制造技術更復雜,還意味著社會組織的復雜化。正如張光直先生在著作《中國青銅時代》中所引用的烏蘇拉·富蘭克林(Ursula Franklin)的觀點:在中國,青銅生產的開始表示具有能夠獲取與補充所需的強制勞動力的組織和力量存在,由此催生出新的社會秩序。同時,由于青銅生產是要依靠這種社會秩序的,青銅便成為這種秩序的象征,并且進一步成為它的維持力量。

2020年9月,在三星堆新坑開始發掘之際,我們曾做了一組封面報道《最美三星堆》。在那期雜志中,我們嘗試以三星堆為中心去梳理上至寶墩、下至金沙的古蜀文明脈絡,同時也提及,如何在長江流域考古文化的大圖景下去看待三星堆文化的獨特性。而這一次,我們除再次深入三星堆新坑發掘現場,對其考古發現做了最新階段的呈現和解讀之外,這組封面文章還試圖為讀者提供一個更開闊的觀察視野——在考古學者的幫助下,我們沿長江主干與支流,選取四個與三星堆年代相近的考古遺址進行了實地踏訪,包括湖南寧鄉炭河里、湖北武漢盤龍城、江西新干大墓、陜西漢中城固和洋縣,我們希望以此來深入認識商時期長江流域青銅文明的重要發生地:在獨特的地域性背后,它們各自以何種方式受到中原商文化的影響?在它們彼此之間又是否存在關聯性?這其中,寧鄉和吳城因出土了著名的青銅重器而聞名,漢中雖然不在長江沿線,但它同受商文化影響,形成了獨特面貌??缭娇臻g,通過將這些地域串聯在一起,可以構建出一個更生動和清晰的歷史時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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