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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私焦慮

2021-06-17 10:15 作者:陳賽來源:三聯生活周刊
身處透明社會

2021年6月10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九次會議通過了《數據安全法》。這是我國第一部有關數據安全的專門法律,將于2021年9月1日起施行。生效之后,《數據安全法》將與《網絡安全法》以及正在立法進程中的《個人信息保護法》一起,全面構筑中國信息及數據安全領域的法律框架。

《數據安全法》的出臺是一個很好的時機,讓我們重新思考個體與社會之間的邊界。什么應該被知道?什么可以被知道?什么應該保持未知?誰有權力知道?作為個體,我們應該在多大程度上揭示自己?哪些信息是屬于我們自己的,哪些是可以交付給社會的?而社會可以多大程度上“知道”它的成員?

 

 

數據肖像

以下是我幾個朋友的故事:

H,系統常年為她推送奢侈品、別墅廣告以及各種針對孩子的網絡課程,雖然她的房子是租的,也至今未婚,更沒有孩子。她至今沒明白系統對她的誤解到底從何而來,僅僅是因為她租住在北京順義的某處繁華地段嗎?

Y,小區最近推行“刷臉進門”,入口處安裝了一個搭載著攝像頭的自動門,只要業主的面孔信息登記在冊,刷臉就能長驅直入。物業做了幾輪動員工作,很多老頭老太太都熱情地擁抱了新科技,但他寧愿每天都先下車,跟打瞌睡的保安招呼一聲才能進小區。因為他剛剛玩過一個叫《黑客網絡》的游戲,粗淺地體會到一個黑客看待世界的眼光,而在一個黑客的眼中,人臉數據是多么容易被篡改和盜取。

你是誰?我們的社會似乎越來越關心這個問題。監控攝像頭、人臉識別、智能手機、社交網絡、信用卡賬單、心理測試……無時無刻不在收集、加工、處理關于我們的信息,并且許諾我們安全、便利,甚至認識自我。

我是誰?我們似乎也越來越樂于向社會透露答案。無論在現實生活,還是在網絡上,我們都留下了大量的個人數據——健康、交通、教育、職業、銀行、各種消費行為……事實上,我們的整個生活都在被一一記錄,并轉化為系統中的數據,但我們卻很少去想這些數據意味著什么。

百度董事長兼CEO李彥宏曾說,“中國人對隱私問題的態度更開放,也相對來說沒那么敏感。如果他們可以用隱私換取便利、安全或者效率,在很多情況下,他們就愿意這么做。當然我們也要遵循一些原則,如果這個數據能讓用戶受益,他們又愿意給我們用,我們就會去使用它。我想這就是我們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的基本標準”。

這話說得不算有智慧,卻是大實話。很多時候,我們對隱私并不怎么在意。我們不知道隱私到底是什么,為什么有價值。我們常常對滿大街的監控攝像頭視而不見,因為我們默認用隱私交換安全是值得的。我們心甘情愿地將數據交給互聯網大公司,不管他們會拿這些數據做什么。我們饒有興致地追看網絡直播,因為我們覺得,隱私可以娛人娛己。

但是,即使對隱私再“開放”的人,當他們與網絡上無數雙隱形的目光正面相對時,也多少會感到不安和焦慮。“從2006年到現在,每隔一兩年,我們都會在全國范圍內做關于公眾安全感的社會調查,一個很有趣的發現是,人們對于個人信息和隱私的安全感一直在下降。”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社會心理學研究室主任王俊秀告訴本刊。

很顯然,這種不安與互聯網的普及有關,與頻繁發生的網絡欺詐、數據泄露有關,但更重要的,我們不知道,拿隱私做交易的代價到底是什么。

王俊秀的博士論文是從權力的基本理論出發討論監控社會的隱私邊界問題。“9·11”之后,美國及西方主要國家以國家安全為理由公開和非公開地加強對個人信息的監視,而西方民間社會以往很強的個人信息和隱私保護力量被迫退縮。當時西方人的焦慮在于,公共權力的無限放大和個人隱私的無限縮小。但是,這個問題能討論的空間很小,所以博士論文寫完之后,他基本上就把這個問題放下了。直到十年后,他注意到,大數據出現之后,關于隱私的討論有了一個很大的變化——“現在的監控更多的不是對政府、對公共權力的擔憂,而是對商業機構的擔憂。”

我們活在“大數據時代”,但大數據的重點不在“大”,而在于關聯度。美國社會學家丹娜·博伊德和凱特·克勞福德曾說,“大數據本質是關聯的,它的價值源自在不同的數據集之間建立連接,從中推斷出某些模式,關于個人,關于個人與他者的關系,或者僅僅是關于信息的結構本身”。

網易音樂知道你喜歡聽什么歌,人人視頻知道你喜歡看什么美劇,京東知道你喜歡什么洗發水品牌,微信知道你深夜與朋友聊些什么,陌陌知道你喜歡什么樣的女孩子,美團知道你喜歡吃什么菜,支付寶對你每天的花銷開支了如指掌,網約車平臺知道你一天的出行路線,我們頭腦中最隱秘的困惑、幻想、欲望都在搜索引擎里……這些不同的數據庫記錄了我們在不同領域的微觀現實,每一個領域的行蹤看起來都很不起眼,但一旦這些數據庫聯接成一個涵蓋個人全部生活現實的共享網絡,這些數據就可以拼湊出這個人的完整的“數據肖像”。

如果你曾經試圖拼湊過自己的“數據肖像”,或者在推送給你的某些定制廣告里瞥到了自己的“數據肖像”的碎片,很可能你也會悚然心驚:我們制造了所有這些數據,但對于它們如何被采集、加工和使用,卻一無所知。

也可能你會懷疑,商業機構的“監控”能糟糕到什么地步呢?他們無非想讓我們花錢買點東西而已。

但監控,本質上與權力有關。知識就是權力。一個人對我們了解越多,就越能對我們的思想和行為施加影響。哪怕我們從來沒有實施過操縱或控制行為,當我們系統地搜集關于某人的私人數據時,也已經是將其視為一種被操縱或控制的對象。

2018年“劍橋分析”事件曝光,美國選民們才意識到,他們在臉書上的人格測驗和日常的點贊行為,會被用來關聯建模,分析他們的政治傾向,推送特定內容,甚至影響到總統選舉。“劍橋分析”事件之所以震動全世界,是因為它讓我們看到了商業領域的個人數據濫用,竟然可以動搖一個民主國家的政治根基。

這起丑聞直接導致劍橋分析公司宣布破產,Facebook的市值兩日內蒸發500億美元,并接受了50億美元的巨額罰款。但是,“劍橋分析”事件絕非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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